吃完饭后,已经十点多了。

    林源和贝蒂,穿行于繁华的夜市之中。

    “以前看研报,说印度的人口结构相当年轻,但都是数字化的。今天看到满街的年轻人,那些冷冰冰的数字立刻变得鲜活起来。”贝蒂感叹道。

    很显然,她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,开始以一名投资者的身份观察印度。

    但是在这样的夜晚,林源显然不愿意加班,于是他笑着调侃道:

    “哇!什么叫变得鲜活起来?是资本家看到了大量可榨取的劳动力吗?眼中有没有燃起嗜血的欲望?资本的魔鬼就要从笼子中冲出饱餐一顿了!”

    林源的话超级中二,表情也很浮夸。

    这样略带指责和攻击性的话,只有用这种开玩笑的方式说出来,才不会让人感到不适,他的尺寸把握的很好。

    “讨厌!你说什么呢?明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贝蒂娇斥道。

    “可压榨发展中国家的人,又是谁呢?”林源问道。

    这句话,他是站在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立场上问的。

    “……”贝蒂没有回答。

    “同样都是站在路边拉客的推销员,刚才那个小哥一晚赚30卢比,折合75美分。而北美同样皮肤黝黑,也同样不读书的小哥,一晚赚100美元,相差超过130倍。这是为什么呢?”林源继续问道。

    这次贝蒂回答了:“因为发达国家利用科技优势,从发展中国家抽血。”

    她接着说道:“以波音公司为例,波音的超级工厂,造一架737飞机,将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的工作折合成工时,也就20000小时,售价8000万美元。”

    “而这架飞机拿来发展中国家,换几亿件衬衫,这需要多少人干多久?”

    “波音工厂里的工人,干一小时的工作,至少相当于做衬衫那些人工作一百小时。”

    “你鄙视这种现象吗?”贝蒂问道。

    “这是人性,鄙视不鄙视都必然会发生。一个国家如果想让本国的底层国民,也过得比别国的中产更好,就必须转嫁成本。这不是道德判断,而是最简单的逻辑推论。”林源摇头说道。

    当你羡慕北美的炸鸡1美元的同时,又羡慕北美剪头发的Tony小哥一个月赚5000美元时,就必须问一句了:

    Tony小哥是怎么自己一个月赚到5000美元的同时,又能买到廉价的1美元炸鸡?

    成本总是要转嫁的,转嫁不出去时,好日子不会从天而降。

    林源感慨道:“可悲的是,这种被压迫的机会,有时候还要求着才能拿到。”